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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与邓力群1次谈话:言辞之尖锐一生未有

核心提示:他走的时候,邓小平还起来把他送到门口,但“谈话时言辞之尖锐,在我一生中是从来没有过的”。

(邓小平,图片来源:资料图)

邓小平

本文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高天鼎,原题:《新时期党的第一个精神文明建设决议诞生记》

“文化大革命”中,社会沉渣泛起,人文精神失落,世风不振,给党和国家造成了深重的灾难。改革开放初期,“文化大革命”虽然结束了,但以封建主义、宗派主义等思想残余为基础的极左余毒依旧存在。中国在终结“阶级斗争为纲”、着重于经济发展的同时,迫切要求清除封建主义的思想残余,进行精神文明建设。

作出精神文明建设决议在党内形成共识

1979年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昌首先向时任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的胡耀邦提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还必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个主张立即获得胡耀邦的热烈赞同。6月,在中宣部召集的一次会议上,胡耀邦提出:我们要建设高度物质、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现代化国家,我们必须有高尚的精神生活。9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的讲话中,正式提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1980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还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列为重要议题进行了讨论。邓小平在这次会上指出:“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

此后,“建设精神文明”多次被写入党内的重要文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的十二大报告和《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都重申了“建设精神文明”的任务。这一时期,中央还编纂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一书,于1981年8月由战士出版社出版,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和理论来源。

党的十二大特别是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全面展开。这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的深入发展对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如何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并使之同坚持改革开放和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相适应,一直没有很好解决。为了更好地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中央在回顾和讨论几年来精神文明建设成就以及面临问题的基础上,适时地作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

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很早就提出了。中央、地方和军队都做了不少工作,特别是群众中涌现了一大批先进人物,影响很好。不过就全国来看,至今效果还不够理想。主要是全党没有认真重视。……这几年生产是上去了,但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流毒还没有减少到可能的最低限度,甚至解放后绝迹已久的一些坏事也在复活。我们再不下大的决心迅速改变这种情况,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怎么能全面地发挥出来?我们又怎么能充分有效地教育我们的人民和后代?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这个真理,有些同志已经不那么清楚了。这样,也就很难重视精神文明的建设。”鉴于此,邓小平还指出:“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首先要着眼于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

李先念在这次会上的讲话中也指出:“希望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同志,认真重视把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精神文明建设,同体制改革和四化建设的实际工作密切结合起来,使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得到发展和创新。”

9月24日,陈云在中纪委第六次全会上作书面讲话,也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事业不可能是单纯的物质文明建设,又不可能是单纯的精神文明建设;也不可能先进行物质文明建设,然后再来进行精神文明建设。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忽视思想政治工作,就不可能有好的党风和社会风气,就可能偏离社会主义道路。”

胡耀邦和中央书记处对邓小平、李先念和陈云的意见十分赞同,并且认为:进一步明确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乃是客观需要。这说明,作出一个关于精神文明建设决议已经在党内高层中取得共识,条件已经成熟。9月25日,即十二届五中全会闭幕后的第二天,胡耀邦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十二届六中全会两项议程,其中一项就是讨论通过精神文明建设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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